晚明艺术品交易方式研究（上）
2020年12月11日 本文来自：艺术市场研究 文：宋长江
晚明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交易最为繁荣的时代，其艺术品交易方式也较为多样。文章从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方面入手，综合、系统探讨晚明艺术品的交易方式。其中显性交易越来越成为艺术品交易的重要形式，直销、寄售、典当、抵押均是常见的公开交易方式，除此以外又有买卖双方的私下交易。隐性交易有酬酢、雅贿与折俸三种方式，后两者更具时代特征。文章立足于文献考证，归纳总结晚明艺术品交易的基本特点，进而引古证今、探古识今。
晚明的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荣，艺术品交易空前兴盛。在具体的艺术品交易过程中，交易方式是核心组成部分，不同的交易主体会选择不同的交易方式，不同的交易方式也会影响交易场所的选择与交易价格的确定。从明代社会情境出发，以交易的直接与间接、公开与私下层面来看，大致可分为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大类。两种交易形式互为依托，共生共荣。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，多注重晚明书画的交易价格，交易方式也有提及，但存在论述不全面、不系统的问题。本文基于显性交易与隐性交易两大类，各自细分出不同的形式，试图全面系统地观照晚明艺术品交易方式。
显性交易
显性交易即一般买卖活动，艺术品显性交易程度之深浅与商品经济发展呈正向对应关系。晚明艺术品显性交易形式较为多样，有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，如店铺、摊位中的直接销售、寄售，又有当铺中的艺术品典当，一般以货币支付为主；还有不依托市场机构的买卖双方的直接交易，即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，通过货币、以物易物的形式支付。另有艺术品抵押，既可依托当铺也可以在私人宅邸进行，暂放入第一类里论述。
01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
直销
直销是此类市场交易最为典型者，即买卖双方经过协商而达成的直接交易，并在公开的交易场所完成。市场交易越发达，直接交易所占比重越大，晚明的直接交易远胜过宋、元乃至明代初期与中期。艺术商人或其它商人是主要交易中介，往往在公开场所的店铺或摊位上售卖。陈列展示是此类场所直销的一种重要特征。陈列展示是当前商品销售重要环节，其中有诸多原则，古代的古玩诗画公开直销同样如此。如描绘万历至天启年间南京上元节灯市的《上元灯彩图》，其中有多处艺术品直销场景。下图为其中一处摊位，画面上方短桌上陈列多种艺术品，其中大件鼎彝之器是陈列展示的最佳品类。在明代类似的绘画中，大型鼎彝的陈列已成为一种“固定图式”，一来可能由于彼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铜器，无论真赝；二来或许公开陈列铜器已成为一种“广告”标识，购求者可以迅速知晓某店铺、摊位的主要经营品类。除古铜器之外，书画之类在摊位上较少公开展示，一般需要购求者单独打开赏鉴；古董店铺拥有空间优势，多会悬挂于墙壁，供购求者随时观看。从某种意义来讲，正是此种艺术品陈列，丰富了以往书画及古器物的观看模式。字画珍玩除一二文人于书斋把玩之余，在店铺、摊位公开陈设，便于购求的观赏，有几分类似于当代公开展览。不过，此中的观赏并非纯粹审美——无功利的静观，价钱的斟酌、购买与否应是多数观看者的内心所思。
图1 《上元灯彩图》中的摊位 万历至天启年间 作者不详长266.6厘米 宽25.5厘米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
就购求者来说，闲来可去公开场所赏玩、购买艺术品，文人称之为“阅市”。明人有“阅古玩”“阅法帖”之说，而这里将闲逛市场也称之“阅”，带有品味、赏鉴之意，将鉴藏与交易视作雅事。詹景凤（1532-1602）在万历时期常阅市于北京灯市，如“张长史宛陵帖。……万历十三年（1586）正月，予在都下于灯市闻之，与韩祭酒言，韩立使人索至。”[1]詹景凤看到唐代书法家张旭的《宛陵帖》，帮助其友人韩氏购得。万历末年的嘉兴，赋闲在家的李日华同样喜爱“阅市”，在《味水轩日记》明确提到“阅市”就有五次，且多有友人相伴，其中有两次购得看中之物，表明市场交易普遍常见。李日华与陈良卿共同阅市，购得南宋罗泌撰《路史》一套，共16本，“五月一日，……遇陈良卿，相与阅市，购得罗长源《路史》，全帙十六本。”[2]虽未提及是否为宋版古书，但必定为喜爱之物。另有次交易不仅购得钟繇书法作品，又有宋代法帖、白定瓷器、成化窑瓷碟，收获颇丰：“九月四日，……阅市，购得钟绍京楷书五经残帖，又宋人牡丹诗帖，白定小瓯一，成窑碟二，俱妙。”[3]
寄售
寄售是公开交易的另一种重要形式，多是持有者委托专业商人销售，价格一般由商人裁定。如徽州歙县人汪弘泽为朋友代售一画，委托古董商方用彬（1542-1608）：“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雠易，且不欲售敝里诸家。我以公高人，又擅一时赏鉴，故尔奉去。价请尊裁，彼不琐琐较也。大雅者以弟先容，必不按剑。”[4]信中说明画价由方用彬定价，表示给予充分信任，按方用彬生活年代判断，该事应发生在万历年间。也有委托方仅定自己所得价，而销售时定何价格，由中间人拿捏，如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邹之麟，别人请他代售一个宣德炉，“试期尽改缓，似为足下，……适有宣炉一个，其色古润之极。奉看过，有银可当之。”[5]由此可知，寄售交易既有绘画，又有明初期的宣德铜器，品种较为多样，并不受特定的交易方式所限。但以上两则材料并未指明交易场所，受委托方可能把寄售物置放店铺或摊位销售，也可能携带登门求售。但，店铺里寄售书画器玩在万历年间一定存在，姚旅在《露书》卷五中讽刺屠隆《鸿苞集》不是自己所作，为抄袭或集结他人文章，比喻成“寄售骨董肆”，其语为：“屠纬真鸿苞，是百衲衣，又是寄售骨董肆，虽云富有，皆非己物。”[6]可见，古董肆寄售应是常见之事。目前笔者尚未找到在店铺或摊位购买寄售书画器玩的明确记录。但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，必然先有某种需求，后有针对该需求的供给，既然存在委托销售（供给）的相关记载，便可间接佐证，购藏寄售艺术品（需求）这一行为在晚明是存在的。不过，购买者一般不会在意所购买之物是否寄售，类似记录应极少见。
典当
典当在中国可追溯至南北朝的寺院质贷。艺术品典当早在唐宋时已有出现，晚明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明代典当行业分工精细，[7]典当发展较为成熟，专业化程度高，有柜台、写票、中班、学生、管事等若工种，各司其职。万历至崇祯年间，典当铺遍布大大小小城市之中，且有着解库、解铺、典库、典辅、当铺、质铺等多种名称。人为生活所迫，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买主，将物品送往当铺便是最佳选择，艺术品典当司空见惯。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有一记载：“王逸少二谢帖真迹，七十六字，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。……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，子孙欲求售，物携以问价于文衡山，……后典于阊门一当家。”[8]从中可见：一，价格极高的王羲之真迹，在嘉靖年间也会以典当的形式交易；二，苏州阊门是当时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，其间应有大量的当铺，是江南典当行业的一个典型代表；三，对于急欲求售艺术品者，典当是一个相对快捷的交易方式。以上三点也可以看作晚明艺术品典当的基本特点，贯穿始终。
图2 《南都繁会图卷》中的“当铺”《南都繁会图卷》中的“画寓”明无名氏绘 绢本 设色纵44厘米 横350厘米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院
因坐拥大量被质押的艺术品，当铺业主的艺术品购藏需求得以满足。《大明律》有明文规定：“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，每月取利，并不得过三分。年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。违者笞四十。”[9]也即是说，若想赎回所当之物，每月最多不过三分利，无论过多久，赎金也不能超过本金两倍。不过，一般而言，典当出去的很少能有赎回，多归铺主所有。万历至崇祯，许多知名的赏鉴家都参与艺术品典当，如万历早期的王世贞与项元汴，万历晚期至崇祯年间的汪砢玉等。文人士大夫开有当铺，并多有书画典当活动，王世贞有载：“新安生以赵文敏篆书《千文》乞余跋，……吴生别之二岁所，乃在余质库中。惊问主事者，生质之得四十金，用为家具，径去不顾矣。”[10]有趣的是，新安吴生先请王世贞在赵孟頫篆书《千字文》上题跋，之后再典当于王世贞所开当铺。想来，有了王世贞的题跋价格可以升高；而选择王世贞的当铺，当铺管事者应能较为轻易认出王世贞笔迹，确信该书法为赵孟頫真迹无疑，便于交易。除当铺接收艺术品外，王世贞也当出过书法真迹，万历年间，王世贞将钟繇《季直表》典当给项元汴，“是月以催科不办，持质诸欈李项氏矣”。[11]可见，除东晋王羲之书法真迹外，甚至有年代更久、三国曹魏时期的书法真迹也通过典当交易的方式流通，且沟通了苏州与嘉兴两方收藏巨眼。王世贞为苏州太仓人，王世贞的典当经历，就符合上文所说典当的三个特点。相较王世贞，项元汴当铺中的艺术品交易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以说，项元汴能成为有明一代的伟大藏家，与其艺术品典当交易有较大关联。正如清代朱彞尊所说：“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，十九多归之”，[12]“十九多归之”可能略有夸张，但也充分证明当铺为项元汴带来数量巨大的藏品。崇祯时的汪砢玉为亡母凑集丧葬费用，出售大量书画珍玩，即是通过典当方式，“崇祯戊辰（1628）春，遭内外难，营殡事，典质古玩”。[13]此次典质数量颇大，“宋元昭代名迹，各百余册，卷轴称是，并虎耳彝、雉西、汉玉、犀珀诸物，易赀襄事。”[14]既有书画名迹，又有古器珍玩，汪砢玉最为惋惜的是其中《霞上宝玩》和《韵斋真赏》两册古画，并多次提及。
艺术品典当得益于典当行业的发达，从出售者来看，能为其提供生活上的帮助；对收受方来说，典当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藏品，且省去了寻找、讨价还价等环节，可谓“布下八卦阵，单捉飞来将。”无论是购藏主体的文人、商人，亦或是靠典当成为大藏家，这些在唐宋元时期均不可考证，是晚明艺术品典当交易的一个鲜明特点。晚明的艺术品典当交易已有一定规模，在苏州太仓，嘉兴都有艺术品当铺。典当品种既有书法、绘画，又有古器珍玩，上到魏晋，下至元明，均囊括在内。据目前所掌握文献来看，艺术品典当与一般物品典当难分难解，晚明尚没有专门的艺术品典当，但艺术品在典当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不可小觑。典当是一种高效的艺术品交易方式，这无疑推动了中国艺术品交易的市场化进程。
质押
艺术品质押是与典当类似的交易方式，这在晚明也较为常见，仅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中就有不下25次记载，多记以“质”“质钱”。不同的是，典当需开设有当铺，而抵押除了在店铺内进行之外，也可在宅邸私下完成交易：
（万历三十八年，1610）七月十三日，盛德潜卒于王家桥坊从子之居。至是，其从子以所遗哥窑洗一，……倭漆香炉一，……以是质钱。免应之。[15]
（万历三十九年，1610）七月二十九日，人以陈白阳墨荷一幅质钱去。[16]
以上两则是别人以艺术品质押在李日华处，另有友人通过质押获得绘画精品，后请李日华赏鉴。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谭孟恂质得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持来求李日华鉴定，李认为该画是其四五年前所见真品。[17]《清明上河图》在明正德年间已被认为是绝世精品，被首辅李东阳收藏，后转入陆完手。陆完子质于昆山顾氏，文嘉《钤山堂书画记》有记“陆氏子负官缗，质于昆山顾氏。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。”[18]后严嵩得之。其间还有一段传奇：都御史王忬（江苏太仓人，王世贞之父）购得赝品，送于严嵩，被装潢匠汤氏认出，严嵩大怒，后王忬惨死，[19]除李日华外，《万历野获编》亦有类似记载。严嵩败，该画入内府，后被太监冯保得。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张居正卒，冯保败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失落民间。[20]《清明上河图》在明代长期被高官权臣所藏，后一度消失，却在万历末年以质押的方式现身于嘉兴，表明万历末年浙江嘉兴艺术品交易之盛。
02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
购求者与供给者、中介不依托具体公开场所的直接交易，也可称之为私下交易。此种交易相对随意、隐蔽。在艺术品交易还未形成真正的市场时，此类交易不可或缺。按具体的支付环节，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可以分为货币交易、以物易物与其它形式。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多以货币支付，但也不排除以物易物。
货币交易
晚明社会各阶层均常见货币支付书画器玩，尤以商人为甚，另见于文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，一般市民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易等。项元汴商人出身，有整理帐目的习惯，对于购买的书法绘画一般会有详细记录，如项元汴于隆庆三年（1569）八月朔日，以50两从无锡安氏处购得《晋右将军王羲之每思帖》。[21]项元汴还会在书画作品上记录用多少钱购得，应值多少等信息，将艺术品的价值货币化，虽遭到后人的诟病，但却能有效地指导下一次的交易。偷盗得来之物，持有者急于出手，一般选货币交易。如詹景凤记载：“《吴道子观音七十二化身卷》，……入成国弟朱箑庵。朱死，家奴窃出售顾汝和九十金。”[22]朱箑庵即朱希孝，是成国公朱希忠之弟，两兄弟都是收藏大家。朱希孝逝于万历三年（1574），詹景凤所记之事应发生在万历初年。平民若出售艺术品，为快速求钱，多选货币交易。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三月，有一普通市民向李日华出售一轴宋拓法帖，后质钱而去。[23]当然，文人士大夫私下购得艺术品，也多会选择货币交易。万历前期，王世贞购得文徵明小楷书法作品，“第五册为文待诏徵仲小楷《甲子杂稿》。……此本乃故人子售余，为直十千，因留置此。”[24]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李日华购买盛德潜的砚台，其录：“正月二十七日，盛德潜以柯丹丘藏砚一，质余金一镮去。”[25]柯丹丘即柯九思（1290-1343），元代台州人，字敬仲，号丹丘，善书画。他所用过的砚台至万历末年已有两个半世纪。这里的记价，一来表明货币成为书画器物交易的重要支付手段，二来也表露出，文人对于以金钱衡量清赏之物，已经习以为常，不再刻意避免。
货币支付不受社会阶层所限，一般也不受时空所限。在跨阶层的交易中，如平民出售书画器玩给文人士大夫，货币支付也是最佳选择。但货币交易也有一定的局限性，金属货币本身有相当的重量，不便随身携带，詹景凤提到几次因随身银两不足，而与相中的书画失之交臂。
以物易物
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易，若直接谈金钱，可能有伤清雅。所以，“以物易物”的方式在文人群体之间的私下交易中更为常见。在交易过程中，以物易物可分为用其它物品换取艺术品、艺术品互换两种形式。早在唐宋之时，书画互易的交易形式已较为常见，在文人阶层中尤为流行，这种情况在晚明得以继承发展。首先，用其它物品换取书画器玩的交易，如米之类的粮食。米在南方是每日必食之物，在多数情况下，米等同于货币。王世贞题跋记载：“俭岁鲜食，人有以丰道生手书《杂说》鬻者，竟月无所遇，余乃以五斗米得之。”[26]另如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：“万历丁亥（1587年），吴中复大水，施子以此卷（唐寅《野望悯言》一卷）来质米。”[27]两则有共同之处，都是发生在饥荒之年，此时多数人以裹腹为第一目的，不选择银两，直接换成粮食更为便捷。当然，正常年景时，也会有人用器玩换取粮食，如李日华日记有言：“（万历三十七年，1609）七月十五日，夏贾以端砚质米。”[28]夏贾是个专职艺术品商人，他也选择以砚质米，可见该形式也被商人所接受。其次，艺术品互换。这种形式的交易多发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，或收藏家之间。他们不乏生活物资，也不缺钱财。钱是流动之物，来去有时，而藏品一旦失去，就难得再见。如王世贞用五代董源的绘画换得别人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二帖，用层云峰承晏墨换得唐代怀素书法二帖。[29]汪砢玉《珊瑚网》记载了多次以物易物的交易，有时以古器物换书画，有时书画互换，如“（吴仲圭水石竹图）此幅予得之青浦曹氏，后以易高明水汝窑纸槌瓶”，[30]用元四家之吴镇一幅画易得宋汝窑纸槌瓶。另如“（黄公望《缥缈仙居图》）此图予携白下，东仓杨汝迈见而爱之。别后，汝迈遥将紫筠筐一只，内盛弇州四部稿正续及敬美奉常稿，又古玉名磁种种。余因举图酬焉。”[31]汪砢玉的书画器玩互易主要发生在同阶层的藏家之间，或与文人之间；面对古董商，则毫无忌讳地谈论金钱。[32]
图3 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 高22.4厘米 口径4.4厘米 足径8.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以物易物无需货币中介，双方可以直接得到相中之物，虽为一种原始交易形式，但仍有存在的合理性。艺术商不需要另去他处购进，在物物互易之中即可得利。但其中也存在问题，如怎样断定价格，保障平等互易。所以，该形式更适宜于藏家之间的交易，彼此都拥有一定鉴赏能力，互不欺瞒，从而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。不过，互换前提在于个人喜好，碰到钟爱之物，不计较价格也能理解。
除以上几种之外，显性交易还会以其它交易形式存在，如以书画器玩为赌资。“（孙七政）尝与余明之（名德明）从伯赌胜。从伯出一文待诏书扇，先生一古镜，价可十倍扇。”[33]文待诏即文徵明，嘉靖初年，曾在北京短暂任职，故有文待诏之称。孙七政主要活动于隆庆、万历年间，苏州常熟人，好酒，“先世所蓄古器彝鼎名贤书画，时入质库，以佐酒资。”[34]将文徵明所书之扇作为赌资是本性使然。从该赌博可见，文徵明的书画作品，在万历前期的苏州已广泛进入流通领域，可等同于货币；古镜与扇子共为赌资，是另一种形式的书画与古器的互易。另有一种延期购买的交易形式，类似于当下的分期付款。出售者有时可以长期留待贾之物于有意向的购求者手中，供其仔细赏鉴把玩，也为其留足筹备银两的时间。董其昌就有过类似经历，出售者将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留董其昌处两月，但董仍无钱购买，遂被商人买去，《容台集》有载：“鲁公《祭季明文》昔在殷尚书家，其孙携至长安，留余斋两月，无以酬直，遂落贾人手，不复可得矣。”[35]此种私下交易也可能需要购买者先付定金，视具体情况而定。清初朱彝尊（1629-1709）曾先向售卖者付定金三十缗，留元四家王蒙之画于斋中，后无力付全款，与之失之交臂。[36]延期付款的交易也是中国特有的交易方式，绵延至今。鲁公《祭季明文》，即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，全称为《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》，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已誉其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，直到今天。《祭侄文稿》在明末应价格颇高，只有尚书（正二品）这样的高官才有财力藏，而同样是正二品官的董其昌也无法一次支付。从中可见，交易方式可能因具体某一交易对象而改变，价格过高者，即可能选择延期支付的方式交易。当下，上千万、过亿的艺术品也多有分期付款者，古今一理。
图4 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纵28.1厘米 横72.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依托市场机构的公开化交易在晚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，社会各阶层都会选择这一形式交易艺术品。不依托市场机构，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，不受公开市场行规的约束，相对自由灵活，不过私下交易需建立在双方充分信任的基础上。在晚明，市场与私下交易并行不悖，二者互为补充。一般而言，价格较低的艺术品公开交易比重大于高价格者，高价的精品更适于私下交易。相较而言，江南地区公开交易所占比重要大于其它地区。